随着我向益都前进,又有更多的消息汇聚过来。其中包括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淮东置制副使王贵负责的西南战线,在邙炀山以南,单州的单父县境内,吃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败战。
当时,前军新补充完成的第五营,外加一个防戍营,正在邙炀山一侧的缓冲地带执行,某种例行的驱逐和扫荡任务。
却遇到了大规模逃亡过来的流民潮,遂分出一部人马加以收拢和引导,让他们转道去徐州,
却未料到这是北朝的淮西节度使杨可世,因势利导所设的一个陷阱,
因此,分出来的这部人马在很近的距离内,遭到了藏在流民潮中的北兵突袭,结果火力列阵的优势,都还没能发挥出来,就被突入近身,陷入了肉搏的苦战之中。
而那些惊骇的四散奔逃的流民,也成了冲击扰乱本阵的遮护,一时之间分不清楚那些事流民哪些是敌人,只能就地结阵一并加以击杀。
而暂时无暇援护陷入苦战的那部人马,然后尾随在流民潮后的北朝骑兵,也乘势发起突击,
最终从萧县白土镇赶过来的猎骑营,结果是就地待援的第五营已经损失过半,而协同的防戍营被整建制的击溃,丢失了一半以上的装备器械,
虽然这个损失对本军现有的规模来说,已经并不影响大举了,但是前军第五营的正将董平、副将李政皆战死,只剩下备将刘厚在继续指挥战斗。到了正将这个级别的战没,在军中却是已经不多见了,也好似颇为震动的。
因此,事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的追究相应失职与临阵对应不力,却产生了不小的分歧和争端。
赵隆负责的军法系统,坚持追究相应将官节外生枝,超出职责作为导zhì损失的责任,惩前毖后以儆效尤。
但是陆务观领导下的各级参佐系统,则不少人都为之求情,主张人死为大,既然已经战死了就不宜再做追执。
而作为前军统制兼楸线指挥的王贵,则主动避嫌不做表态。
最终捅到了主持军中日常的副帅辛稼轩那里,却又被置留了下来,决定等我回去裁断。
相比之下,
另一个好消息就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脱产的吏务短训班成员,已经正式学成结业了。
这一批结业的生员大概三百多人,从成员结构和比例上说,还是相当具有针对性的:
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我带出来的罗藩子弟和婆罗洲的国人,实际上他们在南方追随我的时候,就已经参与各种事务和行业管理的经历,因此转换了职责和角色后,上收起来也比别人要快一些;
然后才是润州――江宁背景的生员,这些地方文风鼎盛而民间的学识基础,普遍高过江南的其他地方,征募起来也比其他地方容易的多。因为大多数人的晋身之途在很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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