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改革前,受罪的是商人,但他们还有得赚-而改革后,受罪的就是边军了。
这更是为日后明朝末年边军将士穷困如乞丐埋下了一层伏笔。
便是在当时,叶淇变法也是一件颇具争议之事。
大明初建之时,国空民虚,米贵银贱,边关尤其如此。商屯的出现,使得米的供应充裕,于是出现了米贱银贵的情形,边关粮食得到保证。在叶淇变法之后,商人每引盐向军仓输米两斗五升,过去值银三钱,现在仅值银五分。若将纳米改为缴银,每引征其盐税银三钱五分到四钱二分钱,则获利在八倍之多,国库为此每年增银一百多万两。这是好处。
但是弊病更大,叶淇变法虽然在短时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时,屯田纳粮也开始折银,山陕富民都迁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边粮供应体系,边防粮食生产量下降,导致银贱米贵。其结果是,政府因叶淇变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仍远远不能满足后来因粮价上涨形成的亏空,结果粮食不能就边而仍要从其他地方转运,边粮运输问题又回到了开中制实行之初的情形。
变法之前,延绥、甘肃、宁夏、宣府、大同五镇原来饷额中屯粮一百五十四万石,民运粮一百一十四万石。到一-本-读-小说嘉靖初年,屯粮已下降到五十七万石,民运粮则是上升到二百零七万石。
不但使得边粮供应紧张,更大大加重了百姓和朝廷的负担。
而且当初叶淇变法背后,还有很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叶淇是淮安人,和徽商有很深的渊源。徽商并非指的是安徽商人,要知道,“安徽”一词直到康熙六年才出现,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组合而成。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从徽州府走出来经商的商人,又称新安商人。淮安、徽州、南京、濠州、定远都隶属于南直隶,因此,叶淇可说是徽州商人的老乡。
叶淇变法,骂的人不少。
“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
“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菠粟翔贵,边储日虚矣”
“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而叶淇变法有一个动机:“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叶淇又将商人的这一建议请示了首辅大臣徐溥,因溥与淇“交最厚”,故亦同意。“淇遂请台商纳银公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
也就是说,叶淇之所以变法,是因为商人往边地运粮,有远涉之劳,无易办之利。
在开中制下,山陕商人就边商屯,徽商路远、人生、地疏,习俗相差很远,垦辟既难,屯种非易。无论是输粟边塞还是就近屯种,徽州阀阅之家一般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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