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采考取了举人,张溥、杨廷枢等人都未中举。明年进士扩招,也和他们无关。
今天,他们作为名士受邀参加聚会,在一众举人中间,着实有些尴尬。
但是文震孟的面子,他们又不能不给。尤其是张溥刚写了《五人墓碑记》,称赞文震孟和他的外甥姚希孟为“贤士大夫”,怎么能不来参加聚会?
只能强颜欢笑作为陪衬,内心五味杂陈地看着那些不知名的老举人,在聚会上高谈阔论。
张溥出身官宦门第,但他母亲是婢妾,在家中多受屈辱。十五岁父亡之后,便奉母别居西郊,读书极为刻苦。
他所居的陋室,自称为“七录斋”,意思是读过的书必手抄七次、然后焚毁。握笔的手指掌成茧,知道的人都很钦佩。
也因为此,复社虽是杨廷枢发起,他却逐步占据主导,深为应社诸兄弟信任。
此时,张溥听着那些举人对明法科、明算科的见解,便向应社诸兄弟道:
“《新唐书》云: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前唐如此,前宋也是如此,皆以进士为尊。”
“如今朝廷增设明法科、明算科,但是在我看来,还应以进士科为主。”
“众兄弟以为如何?”
在场的应社诸人,对此纷纷赞同。他们成立应社的目的,便是学习五经。
如今很多人连举人都没考上,哪有精力分心法律、数算。所以他们打算专心经义,不理其它学问。
和这些人不同,桐城名士方以智,打算成立泽社,不但赋诗作文、研读经史,还关心万物之理,研究数学等学问。
在院试屡受挫折,好不容易成为秀才的陈子龙,同样对明法科、明算科产生了兴趣。
因为在他看来,这两科的题目更客观些,受考官个人想法影响更小。不会因为一些私人原因,屡次被人黜落。
所以,他打算研读经史的同时,研究这两门学问。如果以后能在考取进士的同时考取明法科或明算科,按照朝廷的规定就是必入二甲。
这让他的心里,对两门考试很重视。
可以说,因为明法科、明算科的设立,江南文人开始分化。以后张溥能否合并诸社成立复社,那就不好说了。
这种变化,现在还不明显。明法科、明算科现在还没有深入乡试,没有通过乡试的文人,大多对经义更重视些。明法科、明算科在他们眼里,还有一些遥远。
而对一些人来说,就连乡试也很遥远,甚至都没有参加科举的机会。
出身低微的李玉,便是一个例子。
他的父亲是大学士申时行府中的奴仆,因此受到抑制,不得参加科举。
虽然身负才学,却无法改变地位。
对于这个处境,李玉常常感觉到压抑。直到他听说冯梦龙、凌濛初因为戏剧文章,被召进京任职,还有可能被特赐元士出身,地位和进士等同。
这让他的心中,燃起了一团火焰,决定创作戏剧,谋求获得赏识。
首先创作的,就是取材自冯梦龙《醒世恒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一篇的《占花魁》。
但是这部戏剧,有原稿话本存在,不完全是原创。而且就内容来说,也有一些低俗、立意不是很高。
李玉担心这部戏无法获得赏识,在观看苏州百姓为五人立墓后,他决定按事实创作一篇戏剧:《清忠谱》。
所有情节“事俱按实”,完全按现实发生的事情创作。
有着阉党和东林党之争的大背景,他相信这部戏创作出来后,一定能轰动世人,被朝堂官员关注。
所以,在苏州搜集了很多材料后,李玉带着文稿,随周茂兰一起进京,为周顺昌伸冤。
这个奴仆之子,也在积极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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