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来了，一定要把这个恶劣的民族性格给扭转过来！”

　　卢俊义的情绪又变得有些沉痛：“八百六七十年后倭国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畜生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那些愚蠢国人所谓的‘环境’之说如出一辙。我卢俊义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完全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倭国人，而且还是跟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那些愚蠢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国人和倭国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倭国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倭国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倭国国问罪就是了。

　　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倭国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它所有罪人的罪责：日后那些卖国的吴三桂、慈禧、袁世凯、汪精卫，倭国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还有社会上的杀人犯、强*奸犯、诈骗犯无一例外。因为他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恶棍，他们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养成了罪恶思想，从而才去作恶的。“人类环境”和“人类制度”来，认为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是这二者制造出来的，于是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无罪了。这样一来，那些八百年后，主要指的是八百五十年后的那些愚蠢国人就很奇怪了，他们既反对‘人性本恶’论，也反对‘人性本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但却独独认为倭国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变恶了。由于倭国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尽管他们作了恶

　　愚蠢国人也认为应当开脱其罪责。看来，这些国人t7只有倭国人民天生下来就是恶棍，我们才可追究他的罪责，否则，我们只有去追究‘环境’的罪责；一个人只要生下来时是善良的，那么以后杀人放火都可以不承担责任。这是那门子逻辑？”

　　说到这里，卢俊义情绪有点过激，指着那些儒生大骂道：“文人误国，尽在对外之事！文人，这些整天吃饱了撑的文人，这些愚蠢的登峰造极的文人，害了几代领导层，害了几代中国人，如果任由这些愚蠢文人的言论霸占舆论，则国将不国！”

　　想到这里，卢俊义抑制不住如刀割般的心痛和愤恨，他想起了后世糟糕到不可收拾的情况，除了一些网络愤青还固守道德良知和一颗拳拳爱国赤子之心之外，大部分老百姓们都麻木地认为“倭国人民善良、爱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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