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非典的爆发，对那几个兜售特效药的不法分子来说，是一次发大财的机会，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理。公安局长派人从张老板的企业调出那三十多个患非典嫌疑人的档案资料，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不法分子必定要从这里下手，从他们的亲戚下手。

　　他要迅速做通那些人的思想工作，要他们配合公安警察，一旦发现有不法分子向他们兜售特效药，立即通知公安警察。当然，他也很清楚，不是每个人都会配合公安警察的，在这种生与死的选择中，有些人更轻信不法分子的游说，瞒着公安警察做出一些傻事。因此，他要两手准备，还要把那些人的通讯工具也控制起来。

　　公安局长采取的是一种内紧外松的形式开展这项工作的。他知道，那个混在公安内部与不法分子勾结的人，也在千万百计了解他的工作部署，也瞪着一双眼睛注视着这份资料。

　　因此，他不能让那家伙知道他已经扩大了控制通讯工具的范围。他要布一个圈套，等那个家伙索取那份资料时，往那圈套里钻。

　　他要求那些调出档案资料的人，根据各个患非典嫌疑人的住址分解到各个所辖派出所。这样，各派出所也就不可能掌握到最全面的资料，同时，也可以根据那些不法分子与某个患非典嫌疑人的家人接触，判断出那个派出所出了问题。

　　最后，他又把那些资料汇总成一套，送回公安局办公室存档。

　　他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谁会去动那份存档资料。

　　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圈定了几个可疑对像。这几个对象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这泄密的家伙职务应该不会太高。在公安局有相当地位的人，比如副局长、科长，甚至副科长们，很清楚这件事有多严重，败露后，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因此，那些貌似走街串巷赚几个小钱的不法分子，很难能收买他们。也就是说，没有相当的利益，副局长、科长，甚至副科长们绝对不会冒险向他们提供有关患非典嫌疑人的资料。

　　第二，这人泄密的家伙能够接触到患非典嫌疑人的资料，比如，在公安局办公室、突发事件处理办公室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第三，这个泄密的家伙一定方便使用复印机或传真机，可能复印了患非典嫌疑人的资料带出去，或者用传真机直接发出去。当然，他更偏向于复印后带出去。

　　他想，把那资料交到局办公室存档，如果，是其他部门的人，就会到办公室来打听，就会借用各种名义复印那些资料。如果，没人其他部门的人打听或复印，那问题就出在局办公室了。

　　公安局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办公室主任，要他密切关注办公室里发生的情况。

　　他吩咐道，不要轻易动手，更不能打草惊蛇，要证据确凿再动手抓人。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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